我在萃英读哲学

                                       2015级人文萃英班 陈念新

（一）

2016年秋天，我刚进入萃英学院人文班学习哲学。当时宿舍还是四人间，学院按照文理混搭的方式分配宿舍。我所在的322宿舍，一开始是两个物理班的加两个人文班的，但这种局面仅维持了一天。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宿舍不断电，但由于我和两个物理班的同学都11点睡，另外一个人文班的同学就只能打着小电筒窝在床帘内读书。当时的床还是旧木板加锈残铁架，上铺的人稍有挪移，整个铁架床就发出嘎吱声。为了避免打扰三位酣睡虫，这个挑灯夜读的同学便要尽量保持打坐的姿势，那一晚对他来说真真是抱着《道德经》苦修持定！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左右，我醒来，却已经不见那位人文班同窗的身影，只留下敞开的床帘在秋风中飘动。

好了，以上便是我对那位同窗在322的全部印象。

第二天中午，那个床位上已然躺着一位穿蓝色切尔西运动服的物理班同学，他端着手机在玩赛车游戏。见我回来，他解释道，昨晚在328，由于三个室友刷题刷到凌晨一点，他这个日常11点睡觉的人在灯光中辗转反侧了2个小时，便做梦也要出逃。

于是，201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二天，两个宿舍完成交易后，322便成了全萃英最懒的宿舍。

（二）

说回那个穿蓝色切尔西运动服的同学，我可没想到日后他将成为我在萃英与之说话最多的人，也没想到在三年后这两个以哲学文盲的口吻开启第一个聊天话题的人，竟在无数个话题讨论中逐渐向哲学靠拢——他在向我解释完入赘322的情况后，便好奇地问我，学哲学为什么，学哲学干什么。

如果他以一副无知而谦虚的表情问我，或许我会认真而详细地罗列哲学家们利用哲学原理在商场和政界取得成功的事例，或者单纯地解释哲学对世事的预见性，尽管会伴随内心一丝不易觉知的反感。但他武汉话中的阴阳怪气和嘴角稍稍扬起的笑意，让我嗅到实用主义者的趾高气扬，于是半敷衍半蒙骗地说：“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你们物理学学的是器物，我们哲学学的是道，器物终归是要被道统辖的。”其实，在当时，我虽然会为哲学系受到的非议鸣不平，但内心也不知道读来有什么用，只觉得被命运抛到哲学系，便也逆来顺受。

第二天中午，宿舍里又只剩我俩。我想起昨天过激的话，不禁惭愧起来，便解释道，其实我之前是文学院的，也才接触哲学，跟你一样是门外汉。他指着我桌面上的一本《剑桥中国文学史》，仍是嘴角上扬地说：“看出来了，而且你还对文学依依不舍。”

确实是这样的，那段时间很不适应哲学的理性语言，所看的书，还是文学类的占多。当时宿舍里放着《毛姆短篇小说集》、《酒国》、《红树林》、《悲惨世界》以及上文提及的那本文学史——我单列这几本书，是因为要夸一夸萃英学院的803和804——书都是从这两个藏书室搬回来的，同学们可以自由出入。房内有书桌，可以供十个人同时自习。

大二那年秋天，我经常待在804。某日一位13级数学班的学长进来找书，找半天翻出一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我当时很疑惑，数学专业的人为何要看这么晦涩的哲学著作。他刚完成推免的事，也有空，便坐下来跟我闲聊，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说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再把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嘲笑一番。我大为惊异，他便得瑟地笑了笑，“剥除表达方式，其实数学跟哲学是一样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学长虽然班级排名不理想，但班里一群人去北大夏令营，就他一人通过。再后来，我跟文学院的杨玲教授聊起这个人，杨老师感叹道：“看来北大还是很有眼光的。”

（三）

那位数学班学长的表现让我觉得，哲学应该是有大用的。

孙冠臣老师在知识论导读课上说，学了哲学，至少与人争辩不会输；彭战果老师在庄子哲学课上说，哲学教我们怎么兜住福气；仲辉老师则说过，哲学让他获得沉思的自由。

我在萃英学了三年哲学，比当初多了点记忆和知识，但仍是门外汉，所以只敢谈点阅读和自习的感受。我认为，相比感性、描写类的语言，理性的语言更能引导人认识自己，当然，这个过程也充满艰难。

读小说的话，其表达的思想另说，单流连于情节和人物便有适意，听故事本是人的一项古老的娱乐习惯；读诗歌的话，即使不理解诗人写作的初衷，读者也能获得快感，好诗的韵律总是符合人情绪调动的节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隐没作者，成为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灵猴。对比文学作品，对哲学的阅读更考验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隔空对话，因为哲学的书写首先是思想的生产，而每个哲学家走过的路不一样，他们对概念的解释和世界的建构也不一样，所以从他们的视角出发看到的世界，可能会跟某些读者看到的相似，但却跟其他人的大相径庭。因此，读者的成长轨迹注定了他能够读懂哪些人的著作，他会在这些文本里照见自己生命深处的秘密并将这些哲学家视同人生导师。于是，你对哲学著作的兴趣便无关猎奇，而关涉世界观和人格的倾向。在此，我有个深刻的感受——或许读哲学的奥秘不是拼尽全力去啃下所有的硬骨头，而是在与很多的文本打交道之后，挖掘出最有切近感的文本和哲学家。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将成为你的一项天赋使命。

其次，哲学文本文字密度大，而且语言风格有别于日常用语，初学者几乎都是逐字逐句去读的。这时候，人的注意力就不像在阅读有趣的故事时那样，被生动的想象画面牵着走，而是在文本的晦涩和身体的不适之间来回摆动。注意力在摆动中寻求两者的契合——不同性质、风格的文本对应不同的注意力驻足点。比如面对逻辑推理严密的文本时（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注意力会凝聚在眉间，整个额头有紧促感；在无目的地阅读诗化语言（比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或感同身受地进入意识流写作的文本时（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你又会感到自己的注意力出自心胸之间的模糊一团。前者伴随着一股征服文本的冲动，似乎那股注意力要冲破身体的界限；后者则似乎要让意识与文本保持一段距离，注意力往身体里缩着，像寒夜里的人，不仅要躲在房间里，还要窝到被窝中。但这种收缩却不是退避，而是让与，要腾出一片空间让文字流入自己的身体。在让与的同时，高涨的情绪也一并退去，人由是慢慢沉静，静得像在回忆往事。俗语说，用心来读书，大概说的是后者吧。对此，仲辉老师说道，注意力凝聚在眉间时，人用的是阳刚之力，思维也在这种力的运作中变得敏捷；当你注意力收缩到心胸之间时，整个阅读状态也变得阴柔，你可能累了，但也可能被文本唤起了无意识的回忆。

这种状态让我想起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的一个比喻：把身体和意识比作房间和房间里的人。人是可以在房间里游走的，也可以打开窗户往外探视，意识于体内也如此。这大概也是我对意识与身体之分离的初体验。

然而，这种体验不是在任何阅读环境中都可以达到的。

（四）

我在萃英时，经历过多种自习的场所：宿舍、804、观8大厅、积石堂、咖啡馆、本部小花园的长椅上等。总体可以划分三种形式：一个人自习，几个人一起自习和投身于学习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自习。

在804小房间里几个人一起自习，好处坏处都明显，好处在于私密感带来安全感，较外面的大厅少杂音，容易营造专注的氛围；弊端在于里面一起自习的人混熟了，容易闲聊和传播消极情绪。

至于第三类，不同的地点会有效率上的差别。在观8大厅，虽然都是在学习，但形态各异，有坐在沙发上讨论问题的人，有在落地窗边背书的人，有端着咖啡踱步思考的人，就像一群人在校场上舞弄十八般武艺，难免会出现拿着方天画戟的看舞弄青龙偃月刀的，挥剑的旁观射箭的，场面太过精彩，注意力容易分散。而在积石堂里，大家齐刷刷地低着头，读书也，看电脑也，就有置身于雄伟的齐步走的军队中一样，容易为场面的肃穆所感染，不自觉地被逼出了学习的紧张感。除此之外，虽然气氛很热闹，但大家互不相识，到底是你一个人在孤独地奋斗，即以群体目光的形式包裹着一个人自习的实质。多了他者的在场，一个人自习的弊端便减少许多。

说到一个人自习，这种形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容易自我松懈，古人云：君子慎独，诚不我欺。但这种弊端也有局限：一个人坐在积石堂前的白蜡树下的长椅上自习，那叫制造浪漫；一个人坐在咖啡伴你的临窗木桌边自习，那叫小布尔乔亚的自我陶醉。唯独在一个人的房间里，各种“邪念”才会从潘多拉的魔盒里出来。开头说到的穿蓝色运动衫的武汉室友，有着作为物理高材生应有的那份理性，平时作息规律，11点睡7点醒，但回到自己家中的房间时，依然一度沦陷于“邪念”的侵扰——沉迷吃鸡游戏：

“有时候一局结束，台钟显示凌晨三点，但我觉得还早，还可以开两局…..”那家伙回忆起来那段日子也满脸尴尬，“但我后来戒了，彻底地戒了。”他说，他在桌前的那面墙上挂一面镜子，在抬头就可照面的地方。

我问，是不是因为一抬头就可以看到一个还要为梦想而奋斗的自己，所以不敢偷懒了？

他说，不是，是一抬头就有一位他者在注视着这个按捺不住网瘾的我，并通过模仿我虚弱的表情来嘲笑我。

其实，如果有比较好的自制力，一个人学习时效率才是最高的，也最能达到前文说的意识与身体分离的状态。我为人比较好动，理应是自制力不足的那种，连挂镜子在桌前也收效甚微，于是只能寻求另一个主体的监督。我大四下学期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基本是和武汉室友一起度过的，在此期间还开发了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向对方讲解自己所读的书，并尽可能地用书中的观点解释生活现象。一来我通过倾听自己的语言审查思维短板，二来以交流的形式在鼓励学习——一个人学习本就是一件枯燥而孤独的事，总要有些新的形式和亮点来保持兴奋度。

（五）

由于大四下学期使用的学习模式，我和武汉室友的交流便多了起来，后来就形成和他交流世界观的习惯了。离校前的一段日子，我们经常聊一个下午，看着太阳从西南面闯进宿舍，织上北墙，驻在墙上变色，最后倏然消失。那时候，他说相信数学概率和个人根据经验的选择，不相信玄虚的天命安排，强调人的把控能力。离校时送他去兰州火车站的路上，我还记得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选择高铁是因为可以更好地把控时间。

今年一月中旬，我从北京去杭州，顺道到南京看望他。我们在56层的旋转餐厅吃饭，又像以往那样聊起来。他说，最近有个叫“世界线方程”的问题困扰他——所有的物质和微观粒子的运动都沿着一条轨道进行，理论上，排除掉人类未搞清楚的量子世界，经典世界的每一个原子的运动都是可以算出来的，而且是确定的。当给定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时，这个问题就被称为“定解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人的可选择改变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天注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当时窗外风景正对新街口，街上人潮汹涌，车水马龙，巨大的雕塑屹立在街中央。未等我嘲笑他放弃了“人类把控观”，他便又打趣道：“你看，即使在这么冷的天，在临近春节的欢庆里，也注定有人要在最枯燥的位置上守卫众生。”

我笑着说，那你应该除夕夜上这里来，对着铜像拍张照，朋友圈配文：天注定。

“可惜做不到，我除夕肯定在武汉了。”他笑着摆摆手，“哲学真是伟大，我一个做物理的，竟做着做着拐到它那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下着小雨，他送我去珠江路地铁站，一手打伞，一手帮我拎箱，到十字路口，远远望见地铁站，我把他劝返。他突然笑了，嘴角上扬地说：“去年六月份，在兰州，好像你也是这么送我的。”

这个从来都炫酷潇洒的理科生突然改变画风，难免让我动容。我竟低头不知如何应答，只无绪地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家呢？”

“过两天就回。”

当时是一月十七号清晨，这个刚开始思考天注定问题的家伙，还不知道，他即将要度过有生以来第一个独在异乡的春节。

作者简介：陈念新，2019届人文萃英班毕业生，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