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密切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客观、准确地对该年度的学术研究进行归纳、总结和梳理，从而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和智力支持，无疑具有重大意义。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活动，由本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规范程序、不断提高评选活动权威性的基础上，经过读者调查、学者推荐、专家评议、投票确定等程序评选出来。学术版今日刊出，以飨读者。

热点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

入选理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如何对其加以提炼和概括，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和关注的热点。2011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学者们的讨论虽然有分歧，但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价值理念、价值尺度的核心和灵魂”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第二，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学术界的讨论集中在价值观范畴的选择标准上。第三，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原则。在这一方面，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核心价值观要能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要求，应是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应该符合人民群众的语言和思维习惯，要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总的来看，目前学术界关于提炼和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所展现的思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原则，针对当前的社会实际，侧重推陈出新，注重代表性和人民群众的认同度。

[专家评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质在于：在国际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提高国家的文化竞争力，维护文化安全；在国内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并引领社会思潮。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成为2011年度人们关注热点的深层原因。要提炼出一种人们广泛认同、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具有积极导向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科学方法论。2011年，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今后的任务是，要由理论诉求转化成为实践诉求，由主导要求转化为主体需求，由只注重主流的先进性向也注重支流的广泛性转化，由过于抽象的理性化向生动的感性化转化，要把单向灌输转化成为双向互动，要把政治话语转化成为大众话语，使人民大众从语言表述上认同核心价值体系。

（评点人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

热点2 经济社会转型下的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

入选理由：伴随着2011年初公布的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一轮“文化热”又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次“文化热”所体现出的“文化自信”与基于综合国力的“经济自信”密切相关，“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自觉，而“文化自强”则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途径。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三个概念的内涵及三者相互关系的探讨。二是有关“文化自觉”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艺术各门类的发展的讨论。三是以“文化自觉”为视角，对文化多元化、文化民族性等问题作更深入的剖析。四是在“文化自觉”的理念下重新审视西方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五是对“文化自觉”与现代城市及其文化的发展、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国家形象塑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之间的关系作了广泛的探讨。学术界多方面的探讨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并非是仅仅关乎文化本身的孤立性的问题，而是在当今经济社会转型下与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密切相关的重要的综合性、系统性的问题。

[专家评点] 应该说，学人们围绕文化的“三自”问题所进行的种种倡导、阐发、反思，以及价值层面的话语建构，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性的回归，代表着寻求一种价值共识的强烈诉求。而这一问题本身所涵盖的种种问题，足以形成一个“话语丛林”，有待于一一展开，因而其必将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话题。人们期盼的是：在讨论的过程之中，关于“三自”的内涵以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三自”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思考能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而诸如如何防止可能出现的单纯追求文化产值（GDP）的倾向、如何有效地抑制文化产业扩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泡沫化”现象、如何强化文化理论创新、如何有效地展开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等一系列问题，能一一得到学人们的话语“加盟”。

（评点人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热点3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入选理由：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升国民的幸福指数，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同选择。2011年，学术界围绕公共财政与政府改革、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社会政策与法律法规、媒体舆论与社会稳定等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必须处理好政府的角色扮演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应重点引入社区自治力量。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法律的支撑。社会管理创新要依法推进、依法保障、依法确立相应的规范、依法建构相应的机制和制度。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大，前所未有。为此，社会管理的创新性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意义重大。

[专家评点] 2011年，学术界围绕如何在不同层面上实践社会管理的创新开展了许多深入研讨，凸显了四个方面的重要性：一是要培养社会管理观念的公共意识；二是要形成公共治理的多方社会管理主体；三是要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协同的柔性社会管理机制；四是要引导“网络问政”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这些讨论中不言自明地指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公共性问题。可以说，“公共性”在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讨论中的热点论题，对其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的思考正引导人们走出狭义的“公共领域”范畴而走向社会生活领域。

（评点人李友梅，上海大学教授）

热点4 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的城乡统筹发展研究

入选理由：“十二五”时期被认为是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的关键时期。2011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城乡居民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制机制。近年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而关于城乡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究竟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均等化状态，学者们的观点却并不一致。略述之，大体可总结为结果均等、机会均等、权利均等、能力（福利）均等以及功利主义均等这五种标准。二是重建公共品的经济边界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边界。经济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错位严重，致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短缺、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必须进行大的调整和变革。三是通过引入资产建设理念，为全体国民尤其是那些边缘化、流动化群体建立多功能的全国统一的灵活、便携、有弹性的个人发展账户，推动社会保障从形式普惠向实质公平转变，使每位公民都拥有资产建设的权利。城乡统筹体系的建立，是人民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有效途径，是关系民生的重大举措，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必将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专家评点] 城乡统筹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推进和优化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迫切要求落实社会保障的国民待遇，打破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对称性安排，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可以说，城乡统筹发展是继承包制后，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发展，已初显成效，人们期待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炼出城乡统筹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

（评点人林闽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系教授

热点5 “十二五”规划下经济结构调整与收入分配

入选理由：“十二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了“十二五”规划的主线。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不仅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站在新的起点上，学者们围绕“十二五”时期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发展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讨论，主要观点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二是产业发展升级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举措。三是收入分配改革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从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来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为此，要理顺初次分配关系，提高劳动收入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力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工会和工商联的作用，营造最低工资确定和递增机制等等。

[专家评点] 中国周期性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工作进入到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结构调整、产业发展与收入分配成为2011年学术界热议的话题，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原因在于：首先，尽管早在“十二五”规划前两年，中央就已经做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将转变任务落实到政府经济管理行动之中，仍然值得深入探讨。其次，在众多的转变问题中，有关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是学者们格外关注和议论最多的话题。从去年开始，有关结构调整、产业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开始陆续面世，到正式启动“十二五”规划的今年，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再次，从各国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看，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只具有短期效应，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才是彻底走出危机的根本举措。依据转变任务要求和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效，中国学术界对化解国际金融危机问题的研究，从短期对策研究转向长期问题思考和对策研究，是非常明智和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转身。

（评点人刘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热点6 刑事法治中的民生保护与人权保障

入选理由：2011年，刑事法领域两大支柱先后进行大规模修正——《刑法修正案》（八）已出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征求意见。这不仅是近年来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近年来法治实践中诸多问题的正面回应。两法从制度变革到理念转换，根本目的是实现民生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刑事立法关涉国家治世观念，关涉公民的生杀予夺，因此，两大法律的修正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各个层面都展开了争论。学者们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一是深入探讨两大法律修正的重要意义。二是对“少杀长关”的结构性调整进行深入探讨。三是全面研讨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和具体适用。四是对刑事诉讼量刑程序的具体设计。五是认为应进一步增加沉默权规定。六是从宪法角度审视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合作”。加强人权保障，保护社会民生，如何在二者间构建平衡，在中国当下的法治环境下，将需要刑事法学界的继续深入研究。

[专家评点] 2011年对于中国的刑事法来说，是修订之年，也是进步之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尤其是醉驾入罪等关系民生的法律，将对中国现实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严格限制公安司法机关的权力，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更大的诉讼权利，使《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而，两法修订可以说是2011年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中心工作。随着两法的修订，中国刑法学者和刑事诉讼法学者，以刑事法的修订为契机，围绕着刑事法修订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刑法修正案（八）》的司法适用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完善作出了理论贡献。

（评点人陈兴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热点7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

入选理由：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通过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转换来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是2011年中国哲学界的重要学术关注点。本年度，围绕这一议题刊发的学术论文近百篇，表明了学界对此议题的重视。相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着眼中国社会现实反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范式转化问题。第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审察。学者普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视中国问题，尤其要研究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问题、幸福问题、文化健康问题等，都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予以合理解读，从而为中国建设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资源。第三，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公平、公正问题。由于30多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已成为最突出、最重要的“中国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以应对和求解中国的现实公平公正问题，提升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精神。总体来看，随着实践层面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日趋关注，哲学理论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也将日趋深化。

[专家评点]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分别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两大视域，本年度又将两者的关系问题评为研究热点之一，这是理论研究发展的必然逻辑。一方面，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何谓“中国问题”？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存的所有问题是否都可称得上“中国问题”？这不是用简单的经验直观的方法所能说明的，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给以深刻的观照和分析，以达到对其全面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又离不开现实问题的探讨。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不是传统的体系哲学，而是实践哲学，其生命力和活力就来自于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用于分析和回答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价值、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深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评点人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热点8 公平、质量与教育创新

入选理由：2011年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是未来十年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教育自身持续不断地改革与创新。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对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的基本理论问题，对当前主要政策困境和现实矛盾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创新加以回应和破解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质量和公平的理论探讨主要有四：一是基于机会公平追求质量公平。二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教师。三是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教育、差异教育、成功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石，因此，素质教育是最大的教育公平。四是提高教育质量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吸取教训。关于相关政策困境和现实矛盾的探讨主要有三：一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升学问题。二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三是高校自主招生问题。从2011年的相关文献中不难发现：各级各类教育都在开始关注思想、理论、制度、组织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问题，都从各自实际出发探寻创新的方法、策略、路径和理论支撑。在教育创新话语方面，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促进了教育创新话语的生成，实践者需要明确认识教育创新的目的，平衡话语主体的权力关系，并按照“育人”的复杂逻辑言说教育创新。

[专家评点] 教育公平、教育质量与教育创新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本年度又将其评为研究热点，体现了教育研究要反映世界趋势的必然性和教育研究要解决实践困境的使命性。首先，从国际范围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质量、公平与教育创新是世界各国的主题。其次，从中国国情来看，中国教育正处在外延扩张到内涵建设的重要转型时期，人们渴望平等地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将教育质量、教育公平和教育创新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既是理论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当前国内教育矛盾的必然选择，其结果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更具政策性意义。

（评点人刘复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热点9 新媒体及其社会影响

入选理由：随着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新媒体持续迅猛发展并向社会纵深渗透，它已成为促发全球社会变革的社会化媒体。鉴于新媒体作为信息的承载体改变着信息的生产方式，作为信息的传播体则改变着信息的接受与消费方式，进而深刻影响、改变世界和人的生活方式，2011年，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多学科、多方面的探讨：一是跟踪性的实证研究如《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等及对世界各大传媒集团的新媒体战略的研究等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认为新媒体对诸如选举、社会运动等政治活动及传统的版权制度等形成了挑战。三是认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和视听艺术影响极大，传统媒体在技术、经营策略等方面必须不断作出相应调整。四是“新媒体艺术”发展极快，以新媒体为信息承载体的艺术设计、造型艺术等等呈现出了新的巨大的拓展空间。五是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体对受众的认知结构、青少年的文化价值观及传统的艺术教育等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研究。新媒体技术还在持续高速发展之中，对人类文明、人的社会生活及人感知、改造世界的方式等各方面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深刻而广泛，而人们也有理由期待，对新媒体的研究也将会随之越来越深入而全面。

[专家评点] 以移动通讯网络和手持智能终端为技术基础的新媒体形态，使人类无限接近了自己对于传播的梦想，也改变着社会交往的方式和途径，并进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如此重大的发展，自然而然成为了本年度的学术热点。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有助于我们探索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文化和信息产品的形态、功能和运作方式，有助于我们探索传统媒体机构向新媒体机构转型的路径；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将会给我们构建新的网络化的社会形态提供洞察力，将会给我们制定新的社会交往规则提供科学依据。

（评点人宋建武，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热点10; 百年之际的辛亥革命史

入选理由：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了学术界的热点。与以往侧重于将辛亥革命作为一个革命运动所发生、发展、取得胜利、遭受挫折的过程不同，今天的学者更着眼于整个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表现和变化以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即从侧重单个革命到着眼于整个社会研究。这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以整体史观、长程视野结合历史重大问题来考察辛亥本身及其前后历史的原因。2011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要盘点“三个一百年”，即一百年革命的历史背景、一百年革命历史本身与未来一百年的展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题为三个：辛亥革命历史记忆史的研究；对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在辛亥革命之后延续与再造的历史反思；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新一轮讨论。值得重视的是，虽然各位学者对辛亥革命性质判定的讨论在总体上仍坚持既有观点，但又都对其观点如资产阶级革命说、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说、民主共和革命说等提法的理据作出了更详细有力的证明，为学界更全面、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专家评点] 估量一场伟大革命的意义，有如观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看得清它的轮廓。百年之后再来看辛亥革命，人们发现其意义确实非同寻常。盘点“三个一百年”、反思中国大一统国家体制的延续与再造，都是对辛亥革命意义的追寻。任何对历史事件的阐释，都带有阐释者所处时代的印痕，都隐含着阐释者所关心的时代问题。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关系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讨论，对于辛亥革命为何成功很快、代价很小问题的讨论，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将辛亥革命史研究带入了新的境界。

（评点人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